壳长而扁，横切面呈菱形，始端窄圆，中线部位最厚，向壳缘逐渐削薄，壳缘亚锐，略呈瓣状；早期4—5个房室平旋，随后房室双列，迅速增宽。缝合线清楚，稍凹，横直或稍斜。壳壁细砂质，壳面较平滑。壳口低拱裂缝状，位于终室口面基部。

测量(mm) 壳长 壳径 壳厚
DF—1122 0．83 0．43 0．20 (东海，128m)
DF—1123 0．78 0．35 0．20 (东海，128m)
DF—1124 0．68 0．40 0．20 (东海，128m)
DF—1125 0．75 0．43 0．20 (南海，200m)
DF—1126 0．78 0．35 0．20 (东海，128m)
DF—1127 0．83 0．43 0．20 (东海，128m)

爱尔兰(838m)，英吉利海峡(66—95m)，凯尔特海(128—138m)，比利时，法国比斯开湾，地中海，意大利(292m)，古尔马峡湾(32—109m)，斯卡格拉克海峡，奥斯陆峡湾(30—70m)。

分布本种在东海和南海均是个良好的外陆架至陆坡指示种。在东海广泛分布于中陆架至陆坡区水深51—510m，在70—225m数量较多。在南海北部，本种出现于水深16—300m的47个测站，在80m以浅水域数量较少(平均120个/50克干沉积物)；在外陆架至陆坡区，其居第一或第二位的平均水深170m的5个测站，数量>400个(最多2254个)；在其居1—3位的10个测站(平均181m)，它平均占底栖有孔虫总量1．0％；在水深232m的一测站，其含量高达8．9％；

本种与Textularia sagittula Defrance之间在分类方面相当混乱，原因是各作者对Textularia属的特征，特别是对其房室始终为双列或是先平旋后双列的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较早的一些作者如Galloway(1933)、Cushman(1955)，描述了Textularia的微球型初成几个房室是平旋的；据Banner和Pereira(1981)、Norvang 1966年认为Textularia只能包括那些微球型和显球型的初成房室都是平旋的种类；Loeblich和Tappan(1964)则认为此属应只包括那些房室始终为双列的种类。产生混乱的原因在于没有找到Textularia sagittula Defrance的模式标本，各个作者只是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标本来确定Textularia的特征。
Lacroix(1929a)对Textularia sagittula的初成房室是否平旋曾做过专题报道，说明通过检查上千个标本之后，证实该种的微球型和显球型初成房室都是平旋的，即没有一个标本始终双列的。据Loeblich和Tappan(1987)，Silvestri 1903年认为某些作者的Textularia sagittula不是Defrance的T．sagittula，而属另一新种5声Spiroplectammina wrightii；他也把Lacroix 1929年的T．sagittula Defrance归为其Spiroplectammina wrightii的同物异名。Loeblich和Tappan(1964)在没有找到Defiance的模式种的情况下，认为模式标本当已丢失，他们在Siena(Defiance所列的第一个标本采集地)采集了他们作为T．sagitulla Defiance的地模标本，并明确指出房室始终是双列的。他们并认为Lacroix(1929a)所检查的标本远离原标本产地，有可能是另一个种。Y．Le Calvez(1974)对Lacroix所观察的结果加以肯定，并提供其电镜照片以证实初成房室确系平旋。她提出，既然T．sagittula是Textularia属的模式种，就有足够理由对Textularia属的描述加以修订，使之包括某些初成房室为平旋的标本。
Hofker(1976)对与Textularia有关的几个相近属进行过论述。他认为T．sagittula Defiance是个个体很大的种(壳长可达3mm)，并指出Defiance的原始图形很清楚地显示出其房室始终为双列。他认为他于1930年采自那不勒斯湾的标本，以及Lacroix(1930)和Hoeglund(1947)的T．sagittula与T．sagittula Defrance不是同一个种。他建立了一个新属——Spirorutilis以包罗那些横切面呈斜方形、初成房室平旋、壳口位于房室基部的种类。
Loeblich和Tappan(1987)认为Spirorutilis Hofker，1976是Spiroplectinella Kisel’man，1972的同物异名。